家里收藏有几件日本文物，全是当年八路军的父辈留存下来的。有两轴水墨画，一帧画的是松树小鸟，一帧画的是芦桔枇杷，画风淡雅，不属于大写意，但也不是工笔，迹近吴昌硕风格，论年代，起码百十年以上。
另有两件，“九谷烧”盖碗，洁白的瓷上绘的是起舞的鹤，原装的锦盒，已陈旧破败，岁月的痕迹是那样地无情且明显，看上去有几分触目惊心。
一直没把这几件日本文物当回事，对“九谷烧”略有所闻，盖因为民国时人赵汝珍在自己编述的《古玩指南》一书中有过一点介绍，他这样写道：“日本新兴窑厂，已多至不可数计，惟旧式名窑，亦有数处。其中以‘九谷’与‘锦文山’为最著名，专事仿制中、日古代名瓷……查九谷与锦文山，均系创自中国南宋时期，迄今约有千年历史。”原来“九谷烧”有这么久远的历史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几许敬意来。
有了日本文物，或心中认定的日本文物，就琢磨着弄清楚它们的身份和价值。一来二去，一位好友的弟弟出现了，他十几年前赴日本留学，现已在日本定居，成为日本姑爷，近日将回北京探亲，并将陪一位“日本老太太”、资深的日本收藏家登门造访。
就这样，破天荒地迎来了一位“倭人”，由一位前北京小伙子、现日本姑爷领着，踏进了我家的房门。
想象中的“日本老太太”，一点也不老，充其量也不过50出头，活泼、开朗，“日本姑爷”介绍道：“这是松静枝子女士”，她不断地点头、微笑，继而与我的女儿用日本英语对话，女儿英语的表达能力不强，托故躲进厨房，枝子兴冲冲地追了过去，询问女儿的年龄，女儿告诉她“我今年18岁”时，枝子点头的频率更快更多，当然也更开心。
我问“日本姑爷”，不是说来一位老太太吗？这怎么算得上“老”？
姑爷正色答道：在日本，40岁以上的就足可称之为“老太太”了。由此可见不同国度对于女性年龄的界定也不尽相同。
松静枝子乐观开朗，当看到上述几件日本古玩时，她忽而严肃端详，忽而抚掌惊笑，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，在一张白纸上画图，把日本从明治到大正直到昭和的年代划分一一显示给我，于是我知道明治元年是1868年，相当于我国的清中晚期，明治年号用了45年，到1913年大正之年；继而是64年的昭和；现在日本是平成年号，已经第10个年头了。
我从没去过日本，但对日本历史略有知晓，“明治维新”是日本强盛的一个发轫，“大正”则陌生一些，“昭和”再熟悉不过，天皇治下的日本子民，靠独特的年号到新中国旅行，继而到我家中一一划分，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趣的事。
日本文物，我指的是自己收藏的这几件，有的源自东北，有的则收自旅顺，字画当购自“大正”年间，瓷器则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为岳父所得，当时他身为八路军一名宣传干部，在旅顺的地摊上购得，一藏竟已半个多世纪之久，它比聚集在我家中的每一个人辈份都高，包括“日本老太太”。
对“九谷烧”，“日本老太太”以瓷器专家的眼光审视良久，继而告诉我说：“这对盖碗是在日本北部烧制的，时间不太久，80至100年光景。”为了说明“九谷”所在的位置，她又画了一张图，先是芋头状的日本岛，标明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之后，九州与北海道一一注明，而“九谷”所在地在日本地图上，居然与中国和韩国最近，融一座海峡，地道的一衣带水。这也证明了为什么“九谷烧”能与中国陶瓷文化迅速融合的原因：得地利之便。
顺便问起中国旅日画家的情况，日本姑爷说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南京女画家，叫傅益瑶，傅抱石的女公子，善画寺庙大型壁画，且在电视台讲授中国绘画技法，几乎尽人皆知。
又是一个巧合，因为我在不久前赴江苏参加全国诗歌座谈会，曾见过傅益瑶女士，并由她陪同参观傅抱石故居，她赠我的一本日本出版的个人专著《水墨画》一书尚在案头，内中对中国画各类技法的介绍十分详尽，还夹有一张傅女士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合影。兴冲冲地将《水墨画》递给枝子，一看到熟悉的日本出版物，枝子马上惊呼，继而全身心地投入阅读，她就是这么一个率真的人。
枝子携来一樽日本清酒，一把彩绘、可摆放的折扇，这折扇据说是节日必摆之物。我赠她一块翡翠饰件，她郑重地戴在脖子上，合掌答谢，我相信这小小的吉祥物能给她这趟旅行带来好运气。
枝子走了。日本姑爷也走了。他们像一阵风般掠过，带给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几缕清新与好奇，枝子访古，兼访今，我相信自此之后，“日本老太太”会更加年轻。补充一句：枝子已经第三次访问中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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